记忆会撒谎：性侵案件中双方的记忆失真概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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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发现，性侵案中指控者与被告的记忆同样容易出错，虚假细节可能在双方回忆中被“重建”，提醒司法对记忆证词保持谨慎。

在法庭上，记忆往往是决定性的证据。心理学家长期以来研究过哪些因素会让目击者和受害者更容易受到记忆扭曲的影响。但直到最近，还没有实验性证据比较过性侵案件中，被指控者和提出指控者的记忆暗示性差异。



我最近的一项研究首次做了这样的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在一个虚构的性侵情境中，无论是提出指控的一方，还是被告的一方，都同样容易在记忆中出现错误。换句话说，他们对事件细节的记忆失真概率几乎没有差别。

设想你被选为陪审员，要审理一起涉嫌性侵的案件。故事的主人公是大学同学 David 和 Rebecca，他们在一个周六晚的派对后，上楼进入了一间卧室，并发生了性行为。第二天，Rebecca 报警，声称她没有同意与 David 发生关系。

在庭审中，David 坚称行为完全是双方自愿的。此时，作为陪审员的你陷入困境。双方都承认发生了性行为，所以物证的作用有限，你只能依赖两个人的证词，依据他们对当晚的回忆来判断。而这意味着，你必须评估 David 和 Rebecca 各自记忆的可信度。

现实中，当案件严重依赖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记忆时，专家证人有时会被请来，向陪审团解释记忆的科学。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性侵案件里，这些专家几乎总是被辩方而非控方请出庭。于是，在像 Rebecca 和 David 这样的案例里，专家往往会强调 Rebecca 的记忆可能存在扭曲，而很少指出 David 也可能记错。

目击记忆的研究起初是为了减少错误指认，避免司法冤案。因此，大部分研究成果都集中在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记忆扭曲上，这让人误以为指控者尤其容易记错，而被告的记忆几乎不会出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被告同样是人，他们的记忆同样会在回忆过程中被重构，从而出现偏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同事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并将结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实验要求参与者想象自己和一名异性约会，并观看一段从第一人称视角拍摄的约会视频。随后，他们被告知发生了性侵指控，并随机被分配为“指控者”或“被告”。

接下来，参与者会看到几位“目击者”的证词，比如保安、酒保和出租车司机的描述，其中夹杂着误导性信息：比如声称被告不停给对方灌酒，或者指控者表现得十分主动。在三组实验中，我们发现，无论是被告还是指控者，都同样容易把这些错误的细节整合进自己对事件的记忆里。

很多人以为记忆就像电脑里的文件，随时可以原封不动地调出来。但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一次回忆，其实是重新拼装，就像用乐高积木搭一座塔，而不是直接播放录像。这种“重建”极易出错，新的虚假信息会像一块不该存在的积木，被悄悄嵌进记忆的结构。

问题在于，我们总是期待人类能像机器一样精准记忆，一旦他们记不清，就被严厉质疑。然而，这种错误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的公益机构 Innocence Project 在 2014 年报告指出，被 DNA 推翻的冤案中，有高达 72% 是因为最初依赖了错误的目击证词。

幸运的是，心理学家已经发展出一些技巧，能帮助获取尽量“纯净”的证词。例如“认知访谈”技术，采访者会引导证人回忆当时的场景细节，比如房间里的摆设、当时的情绪反应，甚至是声音、气味和周围环境。这种方法能减少事后信息的污染，从而降低记忆扭曲。

有人会问，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化出完美的记忆？答案其实和我们为什么没有长到四米高，或者心脏每秒跳三百次一样：进化不需要。我们需要直立行走，需要一定的身高来获取食物和保护自己，但在需求满足后，自然选择就不会再推动无限增长。同样地，我们的记忆是为了日常决策和生存而进化的，而不是为了成为一台无误的录像机。

因此，在法庭上，目击者的记忆应当被视为一种证据，但绝不是无懈可击的真相。尤其在性侵案件中，影响受害者记忆的因素，比如时间流逝、酒精摄入、事后信息污染，同样会作用在被告身上。这正是司法判断必须谨慎对待记忆证词的原因。